为纪念老舍百年诞辰，《读书》第二期有陈徒手先生写的一篇文章，很好，读后使人感慨万千。比如老舍受冷落时在家里说：“他们不晓得我有用，我是有用的”。事过几十年了，读来还使人欲泪。再一想呢，似乎也不该单有感慨，该记住这一教训。我是说，关于尊重艺术规律的教训。老舍的艺术才华，“有用”，如今人人尽知。但是他后来写的许多戏，大多都不由他，因此，失败的多，或者说未尽其才，未成正果的多。真正没挑剔的只是《茶馆》。人们不应忘记，《春华秋实》曾大改九稿，把各首长的意见都听进去，记下来，体现出；写了“斗争中最本质的东西”，结果，大杂烩。如今谁还看它演它？《茶馆》可是不同，不必在此细说。有人请他写这一题材，他说，“那就配合不上了。”当年曹禺读完《茶馆》第一幕就手拍桌子，用英文（请记住，曹禺是英国文学专家，他这是激动起来，脱口而出）说：“经典”。还说，“看人家，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物。”写戏的内行才知道这话的分量。现在来看，《茶馆》是不是配合不了教育观众的任务呢？决不是，或者可以说，《茶馆》才是老舍戏里最有教育作用的，一直演，一直有人看。它传授了多少可悲可痛的历史知识？《春华秋实》如今谁还演谁还看？
我现在再说，作家，革命作家，可不可以“配合”时代的历史的使命？我以为可以，应该。但切记，那不是瞎扯和任意加水加糖加辣椒。鲁迅就是这样做的。他在《〈呐喊〉自序》里说他作小说听当时的“将令”，也就是应革命形势的要求：“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。”这两篇小说是“经典”，大家都记得它的故事。《药》以秋瑾被杀事迹为框架。秋瑾事发生在1907年，小说写于1919年，辛亥革命已成功，民国已建立。这时回头写当年事，写到秋瑾坟上有一个花环，说明自有后来人，这算不上离谱。只是因为鲁迅以为1907年时并未真有花环出现，才说明是自己虚写的一笔。而《明天》里，单四嫂子的儿子死了，所有的希望都破灭，单四嫂子自言自语说：“宝儿，你给我梦里见见吧”，但鲁迅连这梦也没写。不过鲁在结尾写到：“只有那暗夜想变成明天，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”。这也同花环一样吧。我们看，从鲁迅小说到老舍《茶馆》，都是那么严格严酷的写实，所以它们有力量。具体到一部部文艺作品，它只能发挥它所可能发挥的作用，它不能发挥出人们希望它发挥的任何作用。否则，它干脆就没作用。这就像每亩地不能要它产多少它就产多少，一样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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